日前印發的《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新“國九條”），明確要求出臺程序化交易監管規定、加強對高頻量化交易監管。隨后，證監會發布了《證券市場程序化交易管理規定（試行）》（以下簡稱《程序化交易規定》）公開征求意見，滬深交易所相繼發布細化業務規則和具體措施。

在嚴監管、體系化規范之下，量化投資行業究竟是“捆住了手腳”，還是迎來了新一輪“良性發展”的新契機？量化私募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新監管要求對量化行業的重要影響將是交易降頻，并可能對量化機構以往的部分收益來源和合規要求帶來新挑戰。不過，從基本面量化、另類數據與因子的挖掘、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新的策略創新等角度來看，行業的“新航道”就在前方。

交易降頻是大勢所趨

量化不等于高頻交易，但高頻交易卻是國內量化投資機構的重要超額收益來源。近年來我國量化投資行業持續蓬勃發展，其中量化私募機構更是高速崛起，目前已管理了絕大部分的量化投資策略資產。綜合第三方機構、渠道機構的監測數據，2019年至2023年，頭部量化私募幾乎每年實現15%-20%的超額收益率，個別年份超額收益率更達30%左右。在此期間，程序化、模型化的高頻交易乃至超高頻交易無疑是其中部分量化私募的“關鍵投資工具”。

知名外資量化私募銳聯景淳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本輪有關量化投資的相關監管重點體現在對程序化交易進行“針對性的收費”和“差異化的收費”。在當前A股以散戶為主的市場投資者結構下，監管部門更多是從交易的公平性、合規性和風險控制的維度，來提出新的交易收費模式等要求。從政策導向來看，以往國內不少量化投資機構在收益獲取上更多“單純依靠量價”，今后會面臨越來越多的限制和約束。

銳聯集團（銳聯景淳母公司）中國地區投研負責人郝康稱，今年年初，國內量化投資行業曾經出現機構業績“集體性翻車”的罕見情況，其中既有對小微盤股“過度風險暴露”，同時風控不足的因素，也同樣有“高頻交易”的原因。

對于本輪監管新政，不少本土量化私募機構也明確表示，交易降頻已是勢在必行。

上海富鉅投資首席投資官唐弢稱：“新規引導量化基金降低交易頻率，減少場內高頻博弈帶來的收益，鼓勵更加看重公司基本面長線投資，從行業整體角度看，多數機構在策略線方面應該都會降低交易頻率”。

蝶威資產總經理魏銘三表示，對比海外發展經驗來看，在當前時間節點下，監管在政策端引導量化資金回歸到更關注基本面的策略上，這與該機構早期調研發現“近年來國外對沖基金非常重視基本面因子和另類數據使用”的情況相契合。在程序化交易監管的政策導向下，量化機構降頻、提高持倉時間將是“大勢所趨”。

此外，上海某頭部量化私募負責人向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如果將年換手150倍到200倍作為股票高頻量化交易策略的分隔線，目前量化業內對于高頻交易占到所有股票量化交易的比重，可能還沒有準確數據；但從監管的意圖來看，差異化收費制度以及未來可能陸續出爐、優化的監管規則，最終一定會讓高頻交易總規模和占比收縮到一個合理水平。”整體而言，該私募人士認為，新規實施之后，量化機構必然會逐漸提升中低頻策略的占比，預計未來量化降頻的趨勢將會“逐步加快”。

重點審視合規風險

從量化私募上報月度報表，再到高頻交易上報制度，從程序化交易報告制度，再到近期出爐的新“國九條”和《程序化交易規定》，多家百億級頭部量化私募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均表示，隨著去年以來對量化投資的監管措施越來越體系化，監管方面對量化交易在A股市場上的邊界界定也更加清晰。這將有利于量化管理人更加清楚在業務上的“能與不能”，從而更加合規運作；也有利于量化私募行業在監管體系下規范發展，進而作為新興的機構投資者共同參與中國資本市場長遠健康發展。基于這樣的理解，不少受訪量化私募預測，新一輪更高的合規要求已經“箭在弦上”。

百億級量化私募明汯投資向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相關監管新政肯定了程序化交易在提升交易效率、增強市場流動性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進一步明確了市場對程序化交易監管的預期，有助于提升市場透明度和交易監管的精準度；相關制度的落地實施也是順應市場呼聲的舉措，旨在因勢利導促進程序化交易規范發展。該機構將用實際行動，嚴格落實程序化交易制度的要求和監管安排。

在新的監管規則下，如何真正充分領會監管精神、遵守監管要求？魏銘三透露，遵照最新的監管要求，該機構在程序化交易、IT系統層面已經著手進行“四方面加強”。一是合規性檢查與修正，如對現有的程序化交易策略進行全面審查，確保不會發生異常交易行為，包括短時間內頻繁申報、撤單等；二是程序化交易報備流程的建立與完善；三是升級交易監測系統，確保能夠實時監控并識別異常交易行為；四是強化風險管理框架及建立應急預案。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本輪監管新政中涉及到異常交易的相關細節要求，多家頭部量化私募也表示，未來會在策略模型和交易監測中進行重點關注。

國內一家以量化CTA策略見長的頭部量化私募負責人舉例說，市場上存在“幌騙”交易行為，即在交易中虛假報價再撤單試圖操縱市場，制造假象企圖誘騙其他交易者，從而影響股價并從中獲利。對申報、撤單筆數較高者收取撤單費等差異化收費，將有助于打擊“幌騙”交易行為。該機構透露，此前監管部門進行的量化合規培訓，曾經重點重申過相關典型異常交易行為，包括申報速率異常、極速虛假申報、頻繁拉抬打壓股價、瞬時大額成交等。“從量化機構自身的策略來看，從原則上說，瞬時大額成交、難以成交的虛假申報，都是量化模型所避免的交易方式。按照新的監管細則來看，程序化交易過程中的相關合規風險還需要重點審視。”該私募人士稱。

投研資源或向基本面方向調整

在新的監管政策導向和監管要求下，未來國內量化投資行業會去向何方？在全行業預計將收縮交易頻率的背景下，量化投資機構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新航向”？在新的行業環境下，國內量化產品的客戶投資群體在風險偏好、策略和產品類型偏好上是否也將發生一定的相應變化？各家受訪機構也給出了他們的看法。

從行業長期發展前景來看，前述上海某頭部量化私募負責人稱，“只要一套監管規則針對所有的市場參與者，一視同仁，不管公私募、不管內資外資、不分主觀量化，不分機構與個人，就意味著這種影響是‘可消化、可承受的’”，對監管新規落地之后的國內量化私募行業發展前景“樂觀依舊”。

量化私募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量化投資行業逐步降頻，更加關注基本面因子、財務因子及另類數據的使用，將成為未來國內量化投資行業的發展方向。

唐弢認為，本輪量化監管新規在政策導向上，實際上是鼓勵量化機構更加看重公司基本面長線投資，未來量化行業在策略線方面應當適當提高基本面因子的權重，降低交易頻率。整體而言，“未來行業預計會在中低頻投資策略方面進行更多布局，對財務因子的建模也會更加趨于復雜和精細化，對不同產業的長期趨勢也要有更高的量化選擇能力”。唐弢稱，該機構目前在中低頻操作和基本面選股方向有一定布局，未來還將進一步提高相關因子和策略的權重。

思源量化創始人、投資總監王雄稱，量化投資本質上是一個科學投資方法論體系。在新的行業環境下，基本面因子、另類因子和基本面量化策略，在量化投資業內的意義將顯著提高。從中長期來看，基本面結合量價因子的中低頻量化，豐富超額收益來源、降低細分策略的相關性，不僅將會降低量化策略的趨同性，也能夠降低不同機構之間的“量化交易共振”，減少對市場的沖擊。整體而言，通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加強深度基本面研究，不斷挖掘差異化的超額收益來源，就能夠繼續提供差異化的基金產品配置價值。

回歸到資本市場的根本，郝康進一步表示：“資本市場的核心意義在于對資源的配置，要把資金、資源配置到好的公司、好的股票上，短期、高頻的量價因子相對達不到這個目的；未來，國內量化投資行業必然會將因子挖掘、模型開發等投研資源、投研精力向基本面方向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