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是微觀經濟主體，是國家發展的基石。營商環境對于企業的發展與繁榮至關重要。改革開放45年的經驗表明，凡是營商環境良好的時期，企業都會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快速發展；如果營商環境不盡如人意，企業則往往缺乏活力，經營困難。

當下，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錯綜復雜。為激發各類企業投資熱情與創新活力，從而達成經營目標并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改善企業營商環境至關重要。

近年來，關于營商環境議題，諸多理論探討和經驗交流層出不窮，但整體上營商環境改善效果仍然不盡如人意，企業獲得感較弱，社會滿意度不高。

就此，我們認為，切實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應由以下七個關鍵環節著手：

一是調整、優化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這是政府自覺改善營商環境的前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企分開的推進和企業所有制結構發生變化，企業作為政府附屬物的性質明顯改變。但在很多地區和領域，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主要還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系，國有企業如此，非公有制企業同樣如此。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違規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現象時有發生。

政府部門應當意識到，在土地財政不可持續的情況下，企業稅收正越來越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對企業的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或者說企業才是政府的經濟支柱。

政府的核心職責在于與立法和司法機構協同工作，為企業提供服務，約束公共權力，保護私有權益，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使企業免受不必要的干擾，全心投入依法經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構建起優質、穩定的營商環境。

二是構建穩定、可行的政策體系，這是影響企業營商環境的關鍵要素。

鑒于我國市場經濟實際水平與理想目標之間仍存在現實差距，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挑戰，政府需要充分發揮作用，通過各種政策進行經濟調控。而對于企業來說，這些政策需要具有現實針對性，避免主觀隨意性；需要具有持續穩定性，避免客觀臨時性；需要具有權威一致性，避免邏輯矛盾性；需要具有實際可操作性，避免落實無效性。

在實際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許多地方出現了違反上述原則的現象，比如：近期，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相關部門頻繁出臺政策以扶持民營企業。然而，許多企業反映，這些政策文件中，重復性表述較多，創新性內容較少，且對政策落實的細則規定不夠完善。政策涉及細節繁多，直面問題較少，協調性不足，細則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表面熱鬧而實際效果不明顯。

今后，應當盡量減少乃至避免發布針對企業的一般號召性文件，著力構建穩定且可落實的政策體系。

三是鼓勵各類企業推進股權多元化，這是保證不同類型投資者平等權益的重要條件。

企業股權多元化既是投資者的自由權利，也是改善營商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

以往，我們主要基于增加企業資本、改善企業經營機制的目的推進股權多元化，如“國企改革三年行動”中新組建的一級央企，基本上都采用了國有全資的多元化股權結構，二、三級企業和地方國企則引入各類社會資本，實現真正股權多元化；而股權多元化還有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各類資本融為一體，形成大量社會企業，從而促進不同資本之間的平等合作與自由競爭。

今后，涉及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依然應該以國有獨資或者國有全資為主；競爭性領域，尤其是新興產業領域，則應該大幅度放開各類資本投資限制。

只要依據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企業事實上就難以平等獲得有關資源；而在真正實現股權多元化的社會企業，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根據自身需要出資、按出資比例履行職責并分享權益，才能真正實現企業之間平等競爭。

四是加強內外協同，解決新興產業持續創新問題。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尤其是顛覆性技術領域的突破，實際上就是新質生產力，這將決定我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能否掌握主動權乃至主導權。

影響新興產業持續創新的，既有企業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在產業創新突破問題上，仍有人寄望于當年“兩彈一星”的成功經驗，實施“舉國體制”。而創新的真正動力，是調動各方資源協同攻關，促進眾多企業與科研機構充分競爭，最大程度地激發企業家、科學家及相關人員的創新熱情和創新潛力。也可以說，這才是真正的“舉國體制”。

為此，我們必須營造卓越的創新體制與營商環境，讓各類相關力量和相關人員自主思考、自主判斷。

建議解除各類體制機制束縛，準許科技型企業實施骨干員工持股，以培育強烈的主人翁意識，構建創新共同體；政策資源和創新資源應由向少數企業傾斜轉為向全社會平等開放，致力于營造自主、法治、公平、透明、安全的創新環境；增強對全球各類創新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將“鼓勵成功、寬容失敗”從口號落實為實際機制和行動，保護企業和相關人員的創新積極性。

五是推動有條件的企業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先行改革。

目前，我國工業產能約占全球三成，而國內市場僅能消化其中三分之二。為實現產能充分利用和穩步提升，我們不僅要堅持對外開放、擴大中國產品和技術的輸出能力范圍，還要對標全球高標準經貿規則，提升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我國正積極爭取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兩個高標準經貿協定。這些協定實質上是要求簽約國具備高標準的企業營商環境。我們需要做好充分準備，積極適應相關要求。

當然，制定全國統一政策可能涉及一些敏感問題。為穩妥起見，可以選擇一批具備條件的企業先行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可復制推廣；如果不成功，可繼續深入研究，尋求其他策略。

六是開放立法、規范執法，嚴格保護產權。

立法不完善、執法不規范和監督不嚴格，是影響營商環境的核心要素。

截至2023年底，我國法律數量接近300部，其中三分之一是經濟類法律。盡管法律數量可觀，但涉及市場經濟運行，尤其是企業運營的法律尚不完善，部分內容不夠科學。總體上，這些法律落后于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的要求，部分條款過于原則化，必要的內容不夠明確，剛性要求不足。法律頒布后，執法監督不到位，部分執法和監督部門裁量權過大，執法過程中存在偏離法律規則的現象，部分地區行政、司法機構仍存在違規干預經濟活動的情況。

法律是企業和公民行使法人財產權、經營自主權、人身自由權的最后保障，相關機構應當在黨的領導下切實履行法治保障職能，首要任務是推進開放立法和規范執法。

需要強調的是開放立法。立法要積極采納各方意見，充分表達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訴求，關注與國際法規的有序接軌，體現公平競爭和財產權平等原則。要依法有序限制相關部門執法裁量權，加強社會監督，避免違規干預經濟活動，切實提升企業安全感，穩定發展預期。

七是提升涉企社會組織在服務企業、凝聚企業方面的能力，這是在培育營商環境過程中容易被忽視、但必須彌補的短板。

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無法包辦一切。在黨的領導下，各類相關社會組織作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有能力維護企業權益、匯集企業資源、調解企業糾紛、代表企業發聲、共商產業發展之路，進而發揮政府機構未必能夠充分發揮的作用。

一方面，黨和政府應當高度重視涉企社會組織在各個行業、領域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涉企社會組織需要樹立高度責任感，迅速適應社會治理要求，全力提升政治能力、業務能力、協調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優質服務凝聚廣大企業，成為營商環境中不可或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