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車險即將迎來落地兩周年。

當下的市場寫照，是車主喊貴、保險公司喊虧、造車“新勢力”紛紛下場。消費者吐槽“省下的油錢都交了保費”；保險公司囿于新能源車的高出險率、高賠付率，實質上面臨比較大的承保虧損壓力，干的是“賠本買賣”；新能源車企入局，急于搶占經營環節，構建車主生態圈閉環，成為傳統保險公司的競合伙伴。

毫無疑問，新能源車險要面臨一段漫長的磨合期、成熟期，才能在出險率高、賠付率高、保費高的“三高”問題中達成平衡。這個過程，勢必包含著新能源車險生態圈中各相關方的不懈探索與積極創新。各方所思所動，將協力破解困局。近期，藍鯨財經記者與數家頭部保險公司以及業內人士進行了交流，還原一個真實、全面的新能源車險市場情況。

針對新能源車險“保費高”的聲音，保險公司人士介紹，“聲音存在，但并非普遍現象，與綜改前相比，新能源車險的保費實質上是下降的，只是和燃油車相比下降幅度相對要小，造成新能源車保費更貴的印象。”

盡管各保險公司在新能源車險板塊遇到一些經營壓力，但并未采取大面積保費漲價的方式來彌補虧損，而是希望通過精準定價，讓風險保費與風險特征更匹配。從行業觀察來看，各保險公司正設法從數字化轉型降低運營成本，對用戶進行更精準的風險定價，解決理賠端成本過高等問題，從業務環節進行全流程重塑。

此外，智能駕駛技術將帶來新的挑戰。長期視角來看，一場圍繞保險條款、定責理賠、精算模型、定價等內容的車險重塑計劃已經在發生。

精準定價，力求風險保費與風險特征更匹配

“在購買新能源車前，我對新能源車‘保費高’有所耳聞，但實際繳費時，還是有超出預期”，一位消費者向藍鯨財經出示了自己的電子保單，這輛總價不到20萬元的新能源車，總保費接近4000元，較同等價位的燃油車保費高出近30%。諸多消費者個案疊加，在市場上形成了一股新能源車險“保費高”的聲音。

“關于新能源車保費偏高的聲音可能一直存在，但并不是普遍現象。”多位保險公司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一些車主面臨的部分車型因風險水平不同以及駕駛習慣的差異導致保費的上漲合情合理，車主不能只關注“價”的變化，而忽視了“量”的調整。目前來看，新能源車主所享受到的保障范圍和保險服務無疑是擴大的。

一位汽車銷售人員也指出，大部分新能源汽車享有補貼，但保險公司在計算車損險保費時，會按照出廠價而非消費者享受補貼后的實際支付車價計算，所以車主會感到新能源車保費較高。

“2020年年底實施車險綜改以來，整個車險平均基準保費下降了35%左右，新能源車的基準保費也進行了下調，如果和綜改前相比，保費反而是下降的，只是和燃油車相比下降幅度相對要小，造成新能源車保費更貴的印象。”中華財險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藍鯨財經采訪時表示。

消費者認為新能源車險價格高的一大原因還在于定價不夠精準。比如，保險機構出于風險考慮會給出更審慎的定價；又如，真實的私家車車主，實質上在為，名義是私家車但卻從事營業運營活動的車主“買單”。

車險保費定價有其固然邏輯。一張保單的定價包括賠付成本、市場費用、運營成本、稅費等，其中，賠付成本是最大的成本。而新能源車的成本結構、風險特征、駕駛人員相較傳統燃油車存在明顯差異，根據中國銀保信數據，家用新能源汽車核心動力的損毀率是燃油車發動機事故率的3倍。出于出險率和賠付率的考慮，保險公司不得不給出相對審慎的定價。

具體來看，中華財險相關負責人介紹，在成本結構方面，新能源汽車的核心動力系統（三電系統）由電池、電機和電控組成，替代了燃油汽車的發動機、變速箱等裝置，占整車成本的50%左右，其中電池占三電系統成本的76%左右，而三電系統維修體系處于較封閉狀態，理賠時保險公司話語權較小，難以有效降賠；此外，新能源車大量采取車身一體鑄造結構，且車身預裝各類傳感裝置，導致維修成本更高；同時，新能源車車型更新換代過快，大量車型銷量偏少，導致零配件難以量產，維修成本居高不下。

在風險特征方面，新能源車在使用性質、能源類型和地區等特征上與傳統燃油車相比存在差異。在使用性質方面，目前新能源車較多應用于出租、網約車場景，且在投保時以非營業車輛出現，保費充足性嚴重不足，成為拉高賠付成本形成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同時新能源汽車面臨的特定風險因素，包括電池故障、充電故障、自燃責任等，推定全損概率增大。

在駕駛人員方面，新能源車的車主以年輕人為主，駕齡相對偏短，駕駛技術相對不夠成熟，面對新能源車起步快、無啟動聲音等不同于燃油車的特點，需要更多適應周期，導致出險頻率顯著高于燃油車。

另據中再產險統計，從車損險來看，各種使用性質的新能源車出現頻率幾乎均高于傳統燃油車。其中，新能源車中占比最高的家用車出險率高達30%，顯著高于燃油車19%的數據。新能源車案均賠款也高于傳統燃油車，家用車達到7201元，高出燃油車近600元。

“從實際情況看，行業新能源車整體經營虧損，各保險公司均在新能源車板塊舉步維艱。但各主體本著服務消費者的理念，并未采取大面積保費漲價的方式來彌補虧損。”另一家頭部財險公司車險業務負責人坦言，“我們始終認為，要通過精準定價，讓風險保費與風險特征更加匹配，才能構建一個更具公平和效率的市場，更好為消費者提供服務。”

數據和定價模型是新能源車險未來引擎

可以確定的是，新能源車的出現顛覆了保險公司傳統的車險產品邏輯。

“新能源車險發展是可觀的，成本是有一定壓力的。”太保產險總經理曾義在中國太保2023年中期業績說明會上表示。

虧損可以是一時的，卻不能是持續的。從保險機構角度來看，新能源車的降本增效總體邏輯與燃油車并無本質區別：內部需要機構優化管理能力，提升效率并降低運營成本；外部需要車企優化車輛本身的維修方案，降低維修成本。

從行業觀察來看，各機構主體正在設法從數字化轉型降低運營成本，爭先競速，對用戶數據進行更精準的風險定價，解決理賠端成本過高等問題，從新能源車險業務環節進行優化，全流程重塑。

為了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增強消費者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譬如，在投保端，中華財險與上海保交所進行聯合建模，開發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能源車定價模型，通過對客戶動、靜態數據的應用，更加精準刻畫客戶風險，讓低風險客戶能夠拿到與其風險匹配的低保費價格，也通過保費價格杠桿，調動高風險客戶改善駕駛行為、降低風險。

在服務端，人保財險聚焦新能源車主對動力電池健康安全、事故維修等實際場景，結合用戶用車行為、車輛狀況等，打造“電池云智檢平臺”，為車主提供保中安全檢、保后事故檢、電池修復、電池回收等新能源動力電池全生命周期服務。

在理賠端，頭部險企紛紛建立專屬化的新能源理賠隊伍，實現更合理的核損、定價；在“三電”環節建立專業服務體系；著力擠干理賠水分，通過大數據及車聯網開展反欺詐，降低理賠成本。

需關注的是，多位受訪人士向藍鯨財經表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數據和定價模型仍是保險機構面臨的難題。基于大數法則，傳統車險的定價主要依據大量的歷史數據，使用統計模型方法對車輛風險進行精算估計。但新能源汽車尤其是智能網聯汽車的風險因素發生了變化，傳統車險定價模式難以識別新能源汽車風險，且不同于積累了長期、穩定數據的傳統燃油車，新能源車數據積累相對較少且不同類型之間波動大，格式口徑和內容各異，難以統一標準。

傳統燃油車數據穩定，精算模型更新頻次相對較低，而新能源車不斷“推陳出新”，新興技術帶來的風險難以迅速掌控。數據顯示，2023年上市的新能源汽車共計70余款（不包括改款、換代、版本更新車型）。

“保險公司在進行車險產品精算定價估算風險成本時，常規考慮因子有從車、從人和部分行駛因子。其中從車因子多會考慮不同車型特征，并根據車輛駕駛數據，進行針對獨立車型的風險分析。新能源車處于起步并蓬勃發展階段，大量新興技術以及品牌涌入市場，這部分新車型數量眾多且影響力大，卻因上市時間較短、數據積累不充分，使保險公司分析定價因子時缺乏最有力的數據支撐，顯著提高了財險公司針對各車型及時準確估算風險成本的難度。”中華財險相關負責人向藍鯨財經進一步介紹。

據了解，目前，行業內各保險公司均在努力獲取從車、人、駕駛行為等多方的數據來開展定價，逐步加強對新能源車的風險的識別和定價，精準定價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客觀來說，數據還是有限，擁有足量數據的車企與大數據監控平臺，大多數不具備保險資質和運營能力，特別是關于車企的數據能否直接用于車險定價涉及客戶隱私及數據安全，還有待政府部門進一步規范。

新技術將重塑新車險

電動化、網聯化、智能化是汽車產業的發展潮流和趨勢。新能源車的普遍使用，給車險行業帶來巨變并不限于此，智能駕駛技術有望帶來新的顛覆。從長期視角來看，一場圍繞保險條款、定責理賠、精算模型、定價等內容的車險重塑計劃正在發生。

2022年，具備組合輔助駕駛功能的L2級乘用車新車滲透率達到了34.5%，工信部預計2025年乘用車L2級及以上智能駕駛滲透率將達到70%。

“汽車智能化、無人駕駛技術正快速發展，量產乘用車自動駕駛等級逐步向L3過渡。未來開發專屬產品，行業出臺專屬條款已成為業內共識。”平安財險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藍鯨財經采訪時表示。

由于智能網聯汽車引入機器駕駛模式，有關機器本身的風險也隨之而來。傳統汽車的風險一部分來自于自然環境，還有一部分是人為的風險，而自動駕駛的引入帶來了新的風險，如功能安全、預期功能安全等。

車車科技創始人兼CEO張磊在接受藍鯨財經記者專訪時也曾提出，智能輔助駕駛技術的普遍推廣和使用，將撬動車險行業的巨大變革，“我認為隨著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下一步，80%左右的新能源車都會配置智能輔助駕駛，那么隨之而來的就是智能輔助駕駛責任險，車險的屬性也會隨之改變，由車險變為責任險，投保人也由車主變更為車企。”

輔助駕駛作為自動駕駛的早期技術形態，定責難問題正不斷凸顯，傳統的定價模式需要隨之調整，車險產品的精算建模和定價更新迭代也需要隨之調整。為了應對新技術帶來的新風險，保險機構已經未雨綢繆，探索解題思路。

藍鯨財經從業內了解到，目前已發生過很多涉及自動駕駛的事故，在定責環節或多或少出現了爭議，給保險公司的理賠處理帶來了困擾。

相比責任主體清晰的傳統車險，智能網聯汽車的責任主體會更復雜，包含車輛使用方、所有方以及主機廠等。而目前行業并沒有一個真正針對智能網聯汽車保險產品的條款出現，導致責任認定缺乏依據。同時，由于信息和數據的不透明，多方主體面臨事故，存在道德風險等，保險定責難度增加。

此外，隨著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相關車險產品的精算建模和定價更新迭代需要更細化和更豐富的數據，但數據確權難題依然懸而未決，保險行業需要積極探索獲取、使用、分析數據的更多可能性。

“行業正逐步把一些對自動駕駛的風險研究納入到現有的定價框架內”，平安產險相關負責人介紹，傳統的精算方法可以再漸變式的過程中，通過自身的優化和迭代，包括納入顆粒度更細的數據等，逐步適應技術更新帶來的變化。

在這一過程中，數據的獲取、使用以及分析成為關鍵。比如，在前期定價時，能獲取包括測試數據在內的產業端數據，就能更加及時得出更精準的結果；又比如，獲取車輛動態行駛數據，能更方便險企定責和有效快速理賠。

需關注的是，我國的數據確權仍處于發展之中。數據的使用權、所有權到底歸屬誰，并沒有明確。因此，在數據確權問題未解決之前，保險公司若要設計并落地智能網聯汽車專屬產品，需要探索配套的數據共享及協作機制。（李丹萍）